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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联系当时商朝的境况（商王朝廷已经无法正常履行职能），武王的表现实在过于失常。想来孔子之所以没有把这些篇章选入《尚书》，可能也是觉得不太严肃。然而，结合殷墟考古（包括距离周人很近的老牛坡崇国遗址）呈现的真实商朝，对于文王父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心理创伤，以致后半生都无法摆脱，今天的我们或许可以多一些理解。

或者说，武王的惊恐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并不完全相信父亲那些沟通上帝的传说。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贡品丰富得无以复加，上帝难道不是会优先保佑商朝吗？翦商难道不是逆天悖伦之举吗？

兄长周发频频被噩梦缠绕，但周公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周发说，母亲大姒曾梦到殷都生满荆棘，这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所以，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会因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为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还重新定义了“德”的概念。在周公这里，“德”已不再是《尚书?盘庚》里商人的那种无原则的恩惠，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世间的客观道德律，如孝悌长幼、中正恭逊、宽宏温直等。2上帝只保佑有“德”之人，也会替换掉那种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之。所以，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

除却对上帝是否存在以及周邦实力的担心，武王还有一个隐忧：目前的盟友太少，只要不公开与商朝为敌，就不可能吸引更多的盟军，但过早公开，又可能招来灭顶之灾。这让武王左右为难，夜不成寐。

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郢，密命。访于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知。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

周公曰：“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远戚无十，和无再失，维明德无佚。佚不可还，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

经过周公一番解梦开导，武王勉强保住了信心，准备采取最稳妥的路线，“夙夜战战，何畏非道，何恶非是”。（《逸周书?大开武解》）

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而在阴谋翦商的十余年里，这种个性更是表现得无以复加。

至于周公是否逃脱了那段殷都噩梦的纠缠，史书中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在被兄长召唤的每个黎明之前，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除了用餐时偶有失控呕吐的习惯，他没表现出任何异常。

显然，周公也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他知道自己无力独自承担父亲开启的这一正义而疯狂的事业，但这个使命及其带来的压力，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承受。

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不想杀人，也不愿无故被杀，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而他的兄长周发却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周公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神武形象，如此便于愿足矣。

第一次进攻

继位两年后，武王终于和商朝公开决裂。他先是到文王的墓地祭祀，然后率领周军东出潼关，一辆马车运载文王灵位，行走在中军主帅的位置，象征文王之灵仍在保佑周邦。按照文王在世的礼节，武王一直自称“小子发”。

军队沿着豫西古道而下，抵达洛阳北黄河边的盟津（孟津）。当时还没有洛阳城，盟津正是因“八百诸侯会盟”于此而得名。

西土早已不甘忍受商王朝的统治，只等有人率先举起反商义旗，追随者自会蜂拥而出。《史记》曰：“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此时的所谓诸侯，并没有春秋时期的规模，还只是碾子坡遗址那种新石器水平的农业部落，人口一般在千人级别，能提供的兵力也不过区区百人。

武王的军队可能在黄河南岸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造船的同时，亦等待各地赶来的盟军。此时是冬季，但黄河没有结冰，到一月初，联军才分批北渡黄河。

当武王的船只行驶到黄河中流时，有一条白鱼跳到了船舱里，武王亲手捉住它祭祀上天。在迷信的时代，任何偶发的事件都可能蕴含着天降的神意。渡河之后，据说有火光自天而降，停留在武王的帐篷上方，变幻成红色的鸟形。（《史记?周本纪》）

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

《尚书?泰誓》是武王对盟军发布的讲话。泰，有宏大之意。可能在渡河前后，武王各有一次讲话。作为战前动员，武王在讲话中强调，商纣的各种恶行不可宽恕：

……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剂剔孕妇。……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3

从商代考古看，诸如“到剔孕妇”和“斫朝涉之胫”之类，从早商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中商的小双桥遗址，再到后期的殷墟，一直是商人祭祀的常态，西土各族人也早已见识过，但为何武王只把它说成商纣一个人的罪恶？

一种可能是，武王当初控诉的就是商朝的恐怖行径，但在周公当政时期，为了抹去商文化的阴暗面，修改了武王的讲话记录；另一种可能是，武王为了争取商人内部的支持者，所以只重点描绘纣王的残忍无道，所谓孤立极少数，拉拢大多数。

此外，武王讲话还强调了商纣的一个罪行，说他不愿举行祭祀，从而得罪了上帝和商朝历代先王：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

……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上帝弗顺，祝降时丧。

这就是莫须有的指控了。纣王继承的正是其父帝乙制定的常态化“周祭”制度：用固定的祭祀日程表祭祀历代先王，哪怕王不在京城，也会有祭司代为奉献祭品；上帝（原本）只是商人的神，即使帝乙和纣王的“周祭”里没有安排上帝，但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奉献给先王的祭品自然有上帝的一份。

但武王必须指控纣王不敬神。因为在上古时代，这是最大的罪恶。既然要把商纣定义为万恶的独夫，他就肯定有这一条罪状。由此，周武王的“反叛”便有了宗教合法性：他是代表天上的上帝和诸神（历代商王）惩戒纣王，正所谓：“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经过这一番信誓旦旦的宣讲，诸侯皆曰：“纣可伐矣。”但稍后，武王却突然声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意思是说，“天命”还没到讨伐的时候，于是，盟军各自班师回家。（《史记?周本纪》）结果，商、周两王东西对峙的局面又持续了两年。

这个转折很不符合情理。不过按现代人的理解，自文王“受命”翦商以来，不合情理的事情已经太多。我们只要知道，那是大地由无数莫测的鬼神统治的时代，所以，我们也不必强行为武王的这一行为做出解释。

武王的“盟津会盟”已经表明周人的灭商野心，也赢得诸多西土部落加盟。按说到此时，商纣理应正视来自西方的威胁，但他却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商朝宫廷里的内斗却愈发激化。《史记?殷本纪》载，微子（纣王庶出的弟弟）数谏纣王不听后，就逃命躲藏了起来；尔后，纣王”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在古史中，这些人都是商朝的忠良之臣，但以商朝当时的形势看，很可能这其中曾有人试图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纣王。在殷都的动荡冲突中，有些商朝高层亡命出逃，《史记?周本纪》载：“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

各种文献对比干之死的记载有所不同。在《史记?殷本纪》里，是纣王“剖比干，观其心”；在《楚辞?离骚》里，则为“比干范酶”（被剁成肉酱）。根据《易经》的艮卦，这两者并不矛盾，商王杀重要人物献祭时有一套完整流程，剖胸取心和熏烧献祭发生在中间阶段，最后才把人牲剁成肉酱。伯邑考当年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完整过程。还有些史料记载，连比干怀孕的妻子也难逃一死，甚至腹中胎儿还被扯出来让纣王检视：“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4看来，纣王杀贵族往往是全家，在《泰誓》里，武王就是这样抨击他的：“敢行暴虐，罪人以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