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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力量 这三个穆斯林帝国都是头等军事强国。关于这一点,在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于1525年12月发给奥斯曼帝国苏丹苏里曼一世的呼吁书中,可找到有力的证明。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是请求土耳其人进攻哈普斯堡王朝的首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苏里曼于1526年作出响应:渡过多瑙河,侵入匈牙利,从而减轻了弗兰西斯所受到的压力。这仅仅是土耳其人多次远征中的一次;这些远征不仅援助了法国(和顺便为土耳其人提供了更多的领土和战利品),而且还援救了路德教异教徒——因为土耳其人的远征使哈普斯堡皇室的注意力从德意志转移到受威胁的多瑙河边界区。穆斯林军事力量竟然大大地有助于正处在关键性的形成阶段的新教事业,确似乎有悖常理。反过来,波斯人通过与哈普斯堡皇室合作、反对他们共同的土耳其敌人,也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发展。波斯为了反对奥斯曼帝国,开辟了第二战场,使奥斯曼帝国无法以全部力量攻击欧洲;这一做法颇同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对付德国的手段。
穆斯林军队在火炮装备方面通常落后于欧洲军队。他们靠欧洲人供给最先进的大炮和最富有经验的炮手。不过,这种差异仅仅是程度上的。因缺乏火炮而无力抵御进攻的情况,对穆斯林帝国来说,并不存在。穆斯林军队可获得大量装备,只是这些装备并不象当时最好的欧洲军队的装备那样有效和得到很好的操纵。
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庞大兵力给欧洲观察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估计,阿克巴时期,整个印度常备军总数达一百多万人,较1914年时的印度军队多一倍以上。而且,这些庞大的军队在诸穆斯林帝国臻于鼎盛时,都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由于明显的地理上的原因,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非常熟悉,与他们打交道有大量的直接经验。这种经验使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印象深刻,并很尊敬。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普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奥吉尔·吉斯莱恩·德巴斯贝克的报告是颇有代表性的。1555年,德巴斯贝克参观了一所土耳其兵营,之后,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象哈普斯堡皇室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不同的世界之间的斗争必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不寒而栗。…在他们方面,他们所属的帝国极为富有、资源未受损耗、使用武器熟练、军队富有作战经验、胜利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甘愿忍受艰苦、团结一致、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崇尚节俭、行事谨慎。在我们方面,则是国库空虚、习惯奢侈、资源耗尽、精神颓丧、军队缺乏作战经验且桀骜不驯、将领们贪得无厌、纪律无人注重、到处是胡作非为、人们沉溺于酗酒和淫逸放荡,而最糟的是,敌人们习惯于胜利,我们习惯于失败。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难道我们还拿不准吗?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唯一的障碍是波斯;波斯地处这些侵略者的后方,迫使他们须谨慎行事。他们对波斯的畏惧使我们获得喘息时间,但这仅仅是暂时的。
行政效率 所有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对他们的臣民有着绝对的权力。因此,国家行政管理的好坏取决于帝国首脑的才能如何。16世纪时,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是些才能非凡的人。可以肯定地说,苏里曼、阿拨斯和阿克巴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君主。例如,在波斯,有位英国旅行者说,"这位国王[阿投斯]登基后,彻底制服了这一国家;一个人只要手执棍棒,无须携带其他武器,便可安然无恙地在这一国家旅行。……同样,在印度,阿克巴拥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官僚队伍,官吏的品级用骑兵的军衔来表示。在莫卧儿帝国的行政部门任职,待遇优厚,且有希望得到迅速的晋升,因而,吸引了在印度的和从国外来的最优秀的人物。据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官吏是外国人,如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其余的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官吏去世后,其财产由皇帝继承,其职位成为空缺。这就减少了贪污腐化和世袭占有之类的弊病,这些弊病当时正困扰着西方诸国。税收工作由一位有资格直接觐见皇帝的大臣掌管。税务部门不受各省总督支配,有完全的自主权。它负责估定和征收土地的收益,也负责征收关税和营业税。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官吏们有权在新开垦荒地的地区减少赋税。
由于阿克巴向所有臣民开放他的官僚机构,所以,任命和擢升官吏的标准是才能而不是宗教。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巴斯贝克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行政管理制度也确切地作了同样证明:
苏丹在任命官员时,并不重视那些因拥有财产或地位而自命不凡者。……他根据是非曲直来考虑每件事,并仔细调查所要提升的人的品行、才能和性格。在职人员只有立功才能得到晋升;这一制度保证了各种职位仅仅分配给那些有能力的人。……因此,在土耳其人中间,荣誉、重要职位和法官职务是作为对杰出才能和卓越贡献的报答。如果有谁不诚实、懒惰或租枝大叶,他就会继续留在阶梯的最低一级,成为人们蔑视的对象。……我们的思想与此不同,在我们那里,空着的职位决不留给那些立功的人;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出身;显赫的出身才是在公共事业中得到晋升的唯一的关键所在。
经济的发展 就经济标准而言,近代初期诸穆斯林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发达国家。无疑,当时的西欧人也这样认为;他们为了远远地抵达传说中的印度和香料群岛,愿意面对任何艰难或危险。奥斯曼帝国离西欧人的老家较近,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经济单位。它范围广阔,气候多样,这就保证它实际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匈牙利、瓦拉几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肥沃平原生产了充裕的粮食和原料。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和其他古老城市的熟练工匠制造出大量手工业产品。帝国还拥有巨大的木材资源和重要的矿藏,尤其是铁、铜和铅。奥斯曼帝国辽阔的边地提供了巨大的自由贸易区,所有这些货物都可以在那里畅通无阻地买进卖出。帝国地处陆、海会合处。这一战略位置也大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
帝国的繁荣也在国库里留有大量的剩余物资上反映出来.1526至1550年间,苏里曼的岁入总数约达600万个达卡银币;他的岁出总数约达450万个达卡银币。当时,帝国繁荣的另一迹象是,即使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境况也较为不错。他们只须缴纳小额的人头税和约占农产品十分之一的什一税;至于封建领地上的佃户,还须为封建领主尽少量义务,这些义务并不沉重。当时的旅行者常评论说,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负担的税不太重,他们的经济情况普遍地比邻近的基督教国家的农民要好些。实际上,马丁·路德也曾说过,"一个人在德意志地区会发现,有些人期望着土耳其人及其政府的美好前景,有些人宁可隶属在土耳其人之下,也不愿受皇帝和诸侯们的统治。"
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比奥斯曼帝国更令人着迷的是遥远、奇异的印度。印度,能织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纺织品,尤其是细纹棉织品;这种绵织品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与伦比的。印度,还充当从香料群岛向西运送的货物的集散地,有着极为丰富的香料。正是印度,从罗马帝国早期起,使欧洲的金银向外流尽——这一事实是那一时期里注重金银的欧洲人极难以忘怀的。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的,"所有国家都带来了货币,同样地运走了商品;而这些货币到了印度就给埋藏起来,不再外流。"确实,当欧洲人能直接看到印度农村时,他们不免会注意到实际上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的农民群众的悲惨境况。但是,那时的印象不如今日那么深刻,因为当时,欧洲的农民也过着接近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对那时的欧洲人来说,有关莫卧儿统治者极其慷慨以及朝臣和最高行政官员财产惊人的传说更富有吸引力。这些传说是正确的;后来,当英国人从衰落的莫卧儿人那里夺得对印度的控制时,证实了这一点。罗伯特·克莱夫在到达印度后的几年里,曾写信告诉父亲,他得到的财富使我能在祖国过上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生活。…我已给姐妹们每人汇去2000英镑,并将在适当时候照顾弟兄们。我想劝拉斯姐妹尽快结婚,她们没有时间可浪费。你没有必要再当律师。……你现在可以吩咐教区长作好修缮旧斯泰克"克莱夫一家在什罗郡的住宅;过去,他们因贫困而被迫离弃了它"的一切准备工作。……如果我能进入议会,我会非常高兴的。……
穆斯林商人对南亚贸易的控制,与穆斯林帝国的财富一样,具有重要意义。香料贸易尤其重要;香料一词在当时包括各种各样的东方物产:芬芳的甘松香;可用以止血和清洗血腥的檀香;妇女们极为欣赏的树胶脂格篷香胶;龙诞香、樟脑、苦艾和象牙;诸如锡兰肉桂、肉豆蔲干皮、肉豆蔻、丁香、多香果、姜和辣椒之类的调味品,其中,辣椒居首要地位。香料在只晓得用盐处理食品、对其他食物保存技术知道得很少的世界里,是极受欢迎的。好几个世纪里,香料与其他许多商品如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织品一起,由人们沿着南、北部的商人路线来回运送;南部的路线是从东印度群岛和印度沿着印度洋、再上溯波斯湾或红海而抵达叙利亚和埃及诸港口,北部的路线是从远东穿过中亚而进抵黑海沿岸和小亚细亚诸港口。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中亚的局面变得非常混乱,1340年以后,北部的商路实际上已堵塞。此后,大部分产品汇集到那时以前受控于穆斯林商人的南部的海路,顺海路运往各地。
这一贸易大大促成了穆斯杯世界的繁荣。它不仅以关税形式提供了政府税收,而且还为与贸易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成千上万的商人、职员、水手、造船工人、赶骆驼者和码头工人提供了生活来源。印度商品卖给亚历山大的意大利中间人时,按成本涨价20成以上;这事实可说明牟利程度。开罗从这一贸易中获取了厚利;15世纪的旅人在描述开罗时说,其规模有巴黎的三倍之大,人口有五倍之多,城内设有街道照明系统、一所很大的公共医院和几家孤儿院,此外,还有学校、学院、庄严的清真寺、豪华的宫殿和宏伟的公共建筑物。
葡萄牙人于1498年闯入印度洋,迅即控制了这一可获厚利的贸易的大部分。但是,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的商品优良或者经商技术高明,而是由于他们的海船和枪炮占有优势。实际上,我们将发现,葡萄牙人最初境况窘迫,他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换取自己所垂涎的物品,只是不久从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井中源源涌来的大批金银才将他们从这一窘境中解救出来。
宗教信仰自由 伊斯兰教在基督教徒心目中,通常等于宗教狂热。但16世纪时,基督教世界中的宗教狂热很可能较穆斯林世界中的更普遍。这是个宗教战争不息的时期: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老是互相残杀,而且两者都不断地迫害、劫掠犹太教徒。确实,在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也存在着不宽容或残酷的迫害。然而,事实依旧是,印度教徒在穆斯林莫卧儿人统治下享有的自由,比起任何居从属地位的宗教团体在基督教欧洲享有的自由。要大得多。此外,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待遇较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待遇要好些,也是无可怀疑的。
这一点可由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西班牙的命运得到说明;众所周知,他们在那里遭到残忍的蹂躏,不得不逃走。但是,人们不十分清楚,大批犹太难民逃到奥斯曼帝国后,却找到了他们在西方所得不到的宽容。犹太移民常是些身怀技艺、颇有办法的人,因此,他们为自己的新祖国作出了大量贡献。实际上,有位奥斯曼苏丹曾说过,他无法理解西班牙国王为何会愚蠢地准许如此宝贵的臣民离开自己的王国。"这位斐迪南,怎么能说是英明的——他让自己的国家贫困,以便使我的国家富裕。"下面这段话也值得注意,它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夫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于1717年写的,描述了犹太教徒在奥斯曼帝国的境况:
我注意到,绝大部分有钱商人都是犹太教徒。在这国家,犹太教徒势力惊人。他们享有所有蒙昧的土耳其人所享受不到的许多特权;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团体,由他们自己的法律管辖;他们控制了帝国的全部贸易——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内部有着牢固的联盟,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人生性懒散、不够勤奋,而他们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每个帕夏手下都有犹太教徒,他是柏夏的管家,参与帕夏的所有机密,经管帕夏的一切事务。不管是订立契约、接受贿赂,还是转让商品,都要经过犹太教徒之手。他们是达官贵人的医生、管家和译员。
奥斯曼帝国的绝大多数非穆斯林臣民都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犹太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基督教徒一样,可以自行按自己的愿望做礼拜,受到的限制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法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跟穆斯林一样,是圣经的臣民。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奉有一部暴典——一部成文的启示录。他们的宗教信仰被认为是合法的,只是不够完全,因为穆罕默德已取代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颇为宽容,允许他们在受到某些限制和付出若干代价的情况下奉行其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也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恰当规定。它是一部宗教法典,也是一部民法典。因之,伊斯兰教在宽容非穆斯林的宗教时,也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这一政策是通过准许非穆斯林臣民组织成米勒特即拥有自己的教会首领、享有自治权的社团,得到落实。各宗教团体都有各自独立的米勒特:希腊东正教的、由启蒙者圣格列高利创立的亚美尼亚教会成员的、罗马天主教的、犹太人的以及新教徒的米勒特。这样,土耳其人便使他们的非穆斯林臣民能比较自在地管理自己。
诚然,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享受不到完全的宗教平等。他们不得骑马或携带武器,必须穿独特的服装以和真正的信仰者区别开来。他们的住宅不能高于穆斯林的。他们不可以修缮自己的教堂或敲钟,除非经特别许可;而这种许可很难得到。他们必须缴纳额外的人头税,这种税在印度已为阿克巴所免除。不过,尽管有这种种不公平待遇,不遵奉国教者在苏里曼统治下的境况比在查理五世或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下的境况要好些。他们可以自由地保持自己的宗教,可以去自己的教堂或犹太教堂做礼拜,可以有自己的牧师;他们只要接受苏丹的统治,便可在管理自己社团的事务时很少受到土耳其官吏的干涉。
处于威尼斯人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及其他一些岛屿上的希腊人,比较起来也都更喜欢早先土耳其人的统治,因为土耳其人让他们的公社享有自治权,并给他们以宗教自由。而威尼斯人则使他们受到中央集权的控制,并让天主教神父不断地劝诱他们改变宗教信仰。1710年,法国旅行者莫特雷耶在希腊西海岸的莫顿登陆时,发现市民们对他们的统治者即大约11年前赶走土耳其人的威尼斯人,都极其仇视。当地有位居民向莫特雷耶抱怨说,"他们的神父到我们跟前来攻击我们的宗教,还老纠缠着要我们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事,土耳其人可从来没想到去做。正相反,他们给了我们本想要的全部自由……"文化成就
穆斯林世界在文化上和在宗教政策方面一样,取得了很高成就。16世纪时,诸穆斯林帝国的文化已很丰富、复杂、多样。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在中东和南亚曾繁荣一时的诸伟大文明——拜占庭文明、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诸穆斯林国家地处中心地区,从来自外界——欧洲和中国——的相当大的文化影响中获益匪浅,促使它们的文化虽然也许不象古希腊或近代西方世界的文化那样生气勃勃、富有独创性,但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尤其是在建筑艺术上,穆斯林留下了至今仍保持其原有地位的精美作品。那时的建筑风格实际上因地而异,反映了地方传统和附近地区的影响。今天,耸立在开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清真寺礼尖塔就和建在北非西部的清真寺礼尖塔大不相同;前者轮廓优美,而后者则呈方形、较厚实。在印度,莫卧儿人将波斯和印度建筑中的一些成分揉成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采用球形穹窿顶(即将其穹隅的顶点支在细长住上的圆屋顶)和高耸的拱门。可代表印度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杰出纪念物有不少。其中,有阿克巴所建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城中建有瑰丽壮观的清真寺、陵墓、公共浴室和宫殿;还有沙.贾汗在德里所建的、内庭设有著名的孔雀宝座的宫殿以及这位皇帝在阿格拉郊外所建的更为著名的泰吉·玛哈尔陵。
这一时期的波斯建筑具有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特点:将色彩鲜明的建筑物造在有着池塘溪流、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园里。萨菲王朝的君主的许多宫殿都建在这样的大花园里。奥斯曼帝国的建筑也处于生气勃勃的状态。世界闻名的锡南帕夏的了不起的一生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他最初是一名打仗时负责架桥筑渡口的军事营造官,不久,受帝国统治者和高官显贵们的委托,专门从事建造清真寺和宫殿。在他长达90年的一生中,他工作起来总是干劲十足、成绩卓著,所以,他赢得了"土耳其的米开朗琪罗"这一国际声誉。帝国各地,从波斯尼亚到麦伽,他都留下了显露自己才华的标记。到1679年去世前,他至少建造了343座建筑物,其中包括81座清真寺、55所学校、50座小教堂、34座宫殿和33所公共浴室。他有两个弟子还是印度泰吉·玛哈尔陵的设计者。
历史和传记类著作在穆斯林国家也很流行。埃及人在编纂将过去的知识分类编排的百科全书性著作方面,尤为积极。社会科学方面,最杰出的人物要数突尼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他在自己的大部头杰作《通史导论》一书中,试图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论述,概括地提出一种世俗的历史哲学。由于他研究了伊斯兰教帝国的盛衰,所以他能对所有帝国的兴亡作出概括。他特别强调了诸如民族的团结精神、奢侈淫逸的腐败影响以及缺乏过危险生活的机会之类的因素。赫勒敦思考的范围之广泛,使人不免会联想起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文学,是穆斯林国家的人们极感兴趣的又一领域。这方面,波斯人可为世所公认的大师,他们创作了不少受到普遍赞美和模仿的作品。不过,按西方的鉴赏标准,穆斯林的散文和诗歌似乎有些矫揉造作、过于讲究修辞。其作品内容服从于表达形式。主要关心的是许多修饰方法的运用:移字母构新词,同音异义词(发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词,如reed和read,回文(可顺读、也可倒读的诗句),装饰(诗句排列成几何图案),四边形(诗句排列成矩形,可横读,也可竖读),隐匿(故意避免采用字母表中的某一字母),谜语(一些用数字表示的日期可由某些词中预定的字母数值的总数获得)。除了这些精巧的修辞方法外,波斯作家还忠实地重复某些传统的用语和联系。"圆脸"、"丝柏状身材"和"鲜红鱼嘴唇"都千篇一律地经常出现。如果"夜莺"给提到了,"玫瑰花"就决不会在远处。穆斯林作家在这种狭窄的框架内关心他们所熟悉的少数主题,反复不断地用愈益美丽的语言和愈益巧妙的措辞来加以表达。
除这些主要的文化活动领域外,穆斯林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很出色,其中包括绘细密画、编织地毯和纺织品、烧制瓷器、鞣制皮革和制作珠宝饰物等方面。
四、穆斯林帝国的衰落
16世纪的穆斯林世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里曼、阿克巴和阿拔斯统治的帝国至少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相匹敌。然而,17世纪时,这些帝国开始突然衰落。到18世纪,它们已远远落后于西欧,而且至今仍落后。
一个解释是,统治这些帝国的王朝都很腐败。1566年,谢里姆二世继承苏里曼一世。他懒惰、愚钝、放荡,嗜酒如命,其臣民都称他为酒鬼谢里姆。然而,他的腐化堕落还不如他以后的许多可耻的继任者那么严重。这一时期,有位奥斯曼帝国的朝臣曾写道,易卜拉欣一世于1649年成为苏丹后,便"落入后宫的亲信和同伴、侏儒、哑巴、宦官及女人们的手中……他们一道把所有的事都弄得一团糟。"这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于波斯;在波斯,阿拔斯的继承人于1629年登上王位后,也受制于后宫的影响。
在印度,帝国的衰落始于奥朗则布(1659-1707年在位)执政时。奥朗则布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出色的行政官和一位谨慎、勤勉的统治者。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缺点:不能容忍其印度教臣民,尤其是在他漫长统治的后半阶段。他将阿克巴制定的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政策视作恰恰是对伊斯兰教思想的否定。1669年,他下令"废除异教徒的所有庙宇和学校。"10年后,他又向印度教徒重行征收一世纪前已由阿克巴取消的人头税。奥朗则布还尽可能完全地把印度教徒赶出军队和官僚机构。这种种歧视手段自然引起广大印度教徒的强烈反抗。战争爆发了,并延续到固执的奥朗则布91岁去世时。奥朗则布把印度留在紧张、虚竭的状态中,而他的后继者都是些可悲的怪家伙,根本无能力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曾产生过杰出的巴布尔、阿克巴和同样杰出然而误入歧途的奥朗则布的王朝,此时又出现了"无头脑者"巴哈都尔沙和"快活人"即"贪图享乐者"穆罕默德沙。所以,18世纪,随着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自西北部进犯以及欧洲人窃据沿海立足点,印度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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