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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泪水在我的眼眶里转，心依的背影和心依的哭喊，撕裂着此刻的我，任何铁石心肠的人听了心依的哭喊，也会为之泪下，何况女人。然而你根本想像不到，你想像不到当时的我是如何的漠然、厌恶、烦躁，我根本不理会心依，我忽然觉得何波挺窝囊，还能容忍这么不通人情的我，也觉得自己很有成就和胜利者的快慰，再一次把马莉打败了一回。我知道我有点过份，但我绝对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那么恶劣的地步。何波看着心依哭泣的背影，讷讷地独自站立。半晌，他默默地走到心依身边，抹去她脸上的泪水，一声不吭，抱着心依进了她的房间，两分钟后他关上心依的房门走出来。车钥匙放哪里了！何波阴沉着脸，他的眼睛很大，填满了压抑的愤怒。我已经明白，一座火山要爆发了，如果我有一点人性和理智的话，我肯定交出了车钥匙。但我偏偏丧失了这两样东西。我把何波的这种态度视为挑衅，一贯以胜利告终的我当然不会因为何波的愤怒而轻易妥协。我要用车。我瞟他一眼，毫无表情地回答，我的声音冷得让我吃惊。我操！老子自己的车送自己的女儿上学校都不行？！他妈的，老子还是不是个男人？何波头一回发火骂人，像一头愤怒的狮子，龇牙咧嘴，恨不能一口把我吞下。我根本不怕何波。如果这时候我交出钥匙，也许一场风波就平息了，可我偏不是半途而废的人，我就是错，也要错到底。我故意装得很平静，以显示自己的修养，衬托何波的野蛮。我轻蔑地瞥他一眼，扭身进房间，并把门反锁了。我听见心依在另一间房里哇哇大哭。我刚把身体靠上床，就听到何波踹门。我知道就算他把脚踹断、把门踹破，我也不会起来开门——当然门破了，他也就冲进来了。我半躺在床，听到踹门的声音渐渐猛烈，心头忽然升起了一缕恐惧——我不知道这事会怎么收场！大约有五秒钟的停顿，我以为何波放弃踹门而入的做法，我刚放松下来，只听轰——怦！门破了，反弹到墙壁，发出一声巨响，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何波已迅速地从床上拽起我的一只脚，双手猛烈一拖，我像具死尸那样啪哒一声摔在地板上，我听到左臂一声轻脆骨响，我还没开始说话，何波已经把拖到客厅，并地动山摇地大吼三声：滚！滚！给老子滚！我瘫软在地，我想起来，我的左臂已经失去知觉，一条血线从卧室歪歪斜斜地连接到我躺着的地方。我衣衫狼籍，一只袜子掉在走廊里，脑袋被门框撞得嗡嗡耳鸣，除了左臂不痛，全身拆了架一样地疼痛，我像只断翅的蝴蝶，沾在大理石地板上。我要死了吗？我的眼前朦胧一片。心依走出房间，心依的目光顺着她房门前的血迹，慢慢地行走到我的身上，她忘了哭泣，她怔怔地看着我，看着我……我看到她的小牛角辫……我作家不能自杀有作家一路模仿过来，像仿唱成功的歌星，惟妙惟肖，令听众惊呼，“像，太像了！”；有性文学大行其道，小说这个本份的良家女子，开始涂脂抹粉，搔首弄姿。小说与市场，成了妓女与嫖客，彼此愈堕落愈快活，愈快活愈红火，小说家则像个老鸨，叼着烟斗，把窃笑藏在烟雾里，坐收名利……在我看来，这样的写作，便是一种自杀。前者扼杀了创造与生命，后者切割了信仰与追求，至于后来，更多的匠人作家、写手，蝗虫一样蜂涌现，把文学变成像买耐克鞋或阿迪达斯运动衣一样的消费，这一群人根本就没有生命，因而也谈不上自杀。福克纳曾经说过：“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心、怜悯心和牺牲精神复活起来。”现在的大多数作家已经成了民工，把写作变成机械与卑微的体力活，无法承担福克纳提到的精神复活的责任。是作家自己瓦解了生存的信心，把自己推入了一种绝境，作家失去对艺术的虔诚，读者便失去对作家的虔敬。苏格拉底坦然服毒，是为了他至善的信念，以不妥协的姿态奔赴死亡，若把苏格拉底的这种精神移用到文学创作中来，便会发现，现在的大多数作家，缺少的正是这种勇气。有评论家称那些“扔掉卡夫卡、加缪等人的精神包袱，向公众讲述充满趣味或柔肠百转的故事，以闲适、逍遥的面影追逐舆论或大众掌声”的现象为文学的醉生梦死，这种说法新颖有趣，一个意志消沉的文学艺术世界，跌入“醉生梦死”这个词语里，是相当深刻形象的。不是吗？曾有人分析，由于市场化、商业化的渗透与冲击，也因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深层次变异，写作中的个人表现，由文学的后台走到文学的前台，造成了文学格局的明显变异，因而形成了文学中的三大领域：“以期刊为阵地的严肃文学在坚守、以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在兴起、以网络为媒介的网络写作在崛起。”归纳总结的不错，那么，如此三足鼎立，三国争雄的繁荣景象，又有多少醉生梦死隐含其中呢？文学越来越商品化，无怪乎又有人说，对文学以美学的批评方法已经不够，必须引进“商品分析”的方法凸显文学的“历史个性”了。当写作演这成一种投资成本相对较低的经营性活动，文学所拥有的理想之光已趋消亡。小说远离了艺术，远离了人性，作家自己“阉割”了良知，小说滥了，作家的身份也滥了，昨日作家的高尚与尊严，已成满地踏碎的纸片。文学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同时，也开始变得有些自暴自弃了。在这个时候混进了作家群体，我有些“生不逢时”的感觉。谢有顺在《我们并不孤单》里疾呼：“一切的写作者，都要清醒起来，重新找回自己的使命和精神立场，我们没有义务为精俗而无关紧要的事物卖命。”此番言语令人警醒，引人深思。不知道如今还有几个人，能有如此清醒的意识与发自内心的忧患？人是有限的，信仰是无限的，背负良知，垂直进入生存，直面人的本质和核心，作家应该有深刻的苦痛与饱满的激情，甚至紧张与抗争。我想，还是来读一读英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的诗吧，当喧哗与躁动的心将慢慢平静，你将如透过晨雾那般，看到玫瑰色的阳光：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作家不能自杀，也没有理由自杀。与马共舞如果将创作喻为骑马，大抵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可能马匹是好的，无奈骑手笨拙；或是骑手骁勇，马却东奔西走，不受管制，驾驭不好，总显溃败之迹。即便是难得骑手与马习性互熟，挥刀舞剑，游刃有余，也会面临种种问题。诸如有时会白跑数百里，要懂回头是岸；有时可能堕入险境，需知悬崖勒马；有时也可能误入歧途，惟有披荆斩棘。等等。奔跑途中，有时要攀越；有时需泅渡；一路上或疾或徐，或平缓或陡峭，忽精疲力竭，忽激情高涨，与马共舞，苦乐并存。顽强隐忍至整个路程结束，便觉人如放了气的轮胎，颓然疲惫倒地。长篇小说的创作，原本就是一种精神对困境的征服，一种完美与破坏的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