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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在后世人看来，这属于老生常谈，但周公没有说出来，或者说了但不能记录下来的，应当是：不能指望靠祭祀讨好天帝和诸神，不仅周人不能这么做，也要禁绝商人的人祭行为。

当初武王灭商、进入殷都时，曾在纣王的尸首上表演射箭和斩首仪式，这是翦商大业的一幕经典场景，也是武王采用商人巫术和人祭礼仪的开端。据屈原《天问》，当时在武王身旁的周公旦曾表示不满，觉得武王将要重蹈殷商覆辙，周族未来的命运令人叹息：

到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

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如今武王已逝，周公和召公成为新王朝的掌舵人，他们要扭转武王标定的航向。二人这次密谈达成的共识，很快就在洛阳的建城典礼上体现了出来：首日，祭祀天帝（郊），用了两头牛；次日，祭祀土地之神（社），用了牛、羊和猪各一头。这和商人及周武王的献祭作风完全不同。洛邑新城是殷商移民最集中的地区，在这里举行典礼，相当于周朝上层给他们现身说法：血腥的人祭宗教应该终结了。15

历时七天的祭祀完成后，营建工程开始，所有殷商移民也都投入了劳作之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尚书?召诰》）这些殷人还保留着原有的宗族组织，召公只需做好规划，给殷人各氏族的首领（尹）发布任务就行，其余工作会由殷人自行组织完成。

周公描述的洛邑城名为“新大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尚书?康诰》）这正和商人称殷都为“大邑商”相对，象征着它是殷都居民的新家园。“新大邑”分布在渡水的东西两侧，两地相距数公里：东侧主要是殷商移民居住区，西侧是周王行宫、宗庙以及周人居住区。在渡水西岸（今洛阳火车东站附近）有一片周人贵族聚居区，王朝显贵大都在这里建造宅邸。墓区出土铜器中有“太保”铭文，说明召公爽家族的部分墓地也在这里。但因为洛邑城被覆压在现代洛阳城之下，目前发掘范围还很有限，尚未发现大规模的宫殿台基。也可能是洛邑的规划以实用为主，没有太多奢华的工程，也没有城墙。

到下半年，新洛邑基本完成，官方名称为“成周”。有人说，这名字可能寓意周朝的成就，也可能和成王的尊号有关。与之相对，镐京（丰镐）被称为“宗周”，因为资历更老一些。岐下的周原则单称为“周”，是最古老和狭义的周地。

周公先是赶赴镐京向成王报告，并随成王来到成周洛邑。在这座据说距离上帝最近的城市，成王“加元服”（成人礼），从此开始履行王的职责：接见在洛邑的商人长老和周朝百官，在各种典礼上频频露面。周人希望让殷商移民看到新王振作有为的气象，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

此后，周公和召公对少年成王又有几番关于王朝兴衰的说教。和以往不太一样的是，二人的论说里新增了一个“小民”概念，指的是构成王朝主体的普通农夫和贵族封邑里的农奴。按照周公和召公新发展的理论，王应当关注小民的生活，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让贵族）虐待和过度剥夺他们，小民才是王永远获得天命眷顾的基础，所谓：“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日：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召诰》）

到年底，成王在洛邑举行迎接新年的祭祀，奉献给文王和武王各一头红色的牛（驿牛）。I看来，周公的新祭祀原则已经成为王朝正式制度。

但不知为何，成王并没有把洛邑作为真正的首都，不久之后，他又返回了镐京。和父辈不一样，成王并没有和商人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洛邑的主体居民是商人，这可能会让成王难以适应。结果，武王和周公谋划的迁都事业并未变成现实。此后，洛邑（洛阳）一直是西周王朝管理东方的军政中心，其主体是殷商移民，可以组建规模很大的军队。西周王朝前期，在洛阳可以调动的兵力是“殷八师”，也叫“成周八师”，每个师兵力数千人；与此相对，在宗周镐京，周人为主的兵力是“西六师”。

而商人也最终接受了商王朝的终结，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再未试图复辟。但是，人祭的积习仍难以根除，周公和成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修改历史记忆

周公辅政时期留下的讲话文稿（诰命），几乎都是把商周王朝的更迭归因于统治者的个人德行，完全没有提及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其崇尚武力和凶暴的文化品格，似乎商人和周人从来没有任何区别。

在《尚书?无逸》中，周公还把君王的在位时间和他们的德行联系起来，认为越是有德的君王，其享国时间越久，比如，商朝的高宗（武丁王）在位长达五十九年，周文王在位长达五十年（包括受命称王之前担任周邦族长的时间）o作为商末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周公不可能不知道商人的血祭文化，但他却从未提及，好像它们根本不曾存在。

其实，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商人的血祭宗教是被周公终结的，但周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防止它死灰复燃。17

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为此，首先必须毁灭殷都，拆分商人族群，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其次，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再次，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

目前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大多是武丁王时期的，属于末代的帝乙和纣王的数量极少，而且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周”的内容。然而，从常识推测，自古公亶父以来，周邦和商朝有很多交往，尤其是在周灭商之前的几年，纣王按理会占卜对付周邦的策略。

所以本书猜测，周公很可能曾派人检查过商朝的甲骨档案，并销毁了和周有关的一切内容，包括档案库在内的宫殿区也被焚毁和掩埋，即使三千年后有些甲骨被零星发现，也根本找不到涉及周的任何内容。

不仅如此，以周公为首的周朝上层还要重构新版本的历史：夏人、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在周公的诰命里，他一遍遍地重复这套新版的历史解释，终于成为西周官方定论。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在周公辅政时期，周人中已经形成某种明确的“政治正确”：不能批评商人的宗教文化，更不能记录商人曾经的血祭行为。在文王和武王期间，周人应该还没有这种忌讳，不然，文王不会在《诗经?荡》中极度愤怒地控诉殷商王朝的残暴和堕落；而另一方面，这首诗应该也经过了周公一代人的改造，去掉了关于血祭的那些最为敏感的内容。

西周建立后，被周朝强制迁徙到各地的商人聚落很多，但它们已经很少发生用人献祭或奠基的行为，至少难以在考古中发现。比较特殊的是洛阳，这里是“殷顽民”（最顽固的殷商文化传承者）最集中的地方。

1974年，洛阳市北窑村发掘出一座西周前期的铸铜作坊，规模很大，陶质铸范碎块多达数万块，发掘报告指出，“早期居住遗存和第一期墓葬，出土陶器同殷墟小屯南地晚期陶器异常接近，时代应该接近殷末，即相当于西周初年”，而且铸范亦显示青铜器造型和纹饰沿袭了殷墟末期风格，显然是从殷都迁徙而来，甚至就是之前殷都王宫区以南苗圃北地的大型铸铜作坊。

这座铸铜作坊不仅有来自殷都的铸铜技术，还有商人特色的人祭行为。比如，编号为F2的就是一座铸造厂房（东西长11.2米，南北宽7.2米），在它的夯土基址周边，有12座奠基坑呈环状分布，坑内共发现人骨架七具、马骨架三具以及狗骨架两具；朝东、朝南的两座房门外也各发现一座祭祀坑，内埋一人和一狗，“奠基所埋的人、兽有活埋时挣扎之状”。但发掘报告过于简略，没有祭祀坑的详细介绍和平面图，难以复原当时的细节。

铸铜作坊紧挨着墓葬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M14，有很长且有直角弯的墓道，其他小墓则分布在它的周围。发掘报告推测，M14墓主应当是这座作坊的拥有者，但墓穴早已被盗掘一空，连尸骨遗存都没有，所以无法判断殉葬人的情况。墓道两侧有祭祀坑，分别是两座马坑、一座羊坑和一座人坑：马坑内各埋有被肢解的马两匹，羊坑内埋有四只羊，人祭坑内埋有一人。和殷墟相比，祭祀用人已经少得多了。

1975—197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扩大了对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范围，发现了更多的人祭坑和近30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比如，大型灰坑H249发现人骨架六具，彼此相隔1—2米，呈基本平行的两排，有的无头颅，有的头被砍下来放在身体一侧，有的两臂曲在胸前且腿弯曲，“似捆绑状”，有半数的人，或胳膊或腿残缺。

此外，和这些人祭坑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些完整的马、羊、狗骨架，以及占卜用过的甲骨。发掘报告推测，“每逢开炉浇铸之前很可能存在有占卜和人祭、牲祭之类的宗教祭祀活动"。这座铸铜作坊从西周初年开始生产，持续存在半个多世纪，直到大约周穆王时期才被废弃。

铸造作坊以北200米处，是周人高级贵族公墓区。这些周人贵族墓虽然规格高，墓穴大，随葬品多，但都没有殉葬人，更没有用人献祭。此外，这些周人墓葬都是头朝北方，而铸铜作坊的墓葬都是头朝南方，看来，殷人和周人移民都还各自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即使比邻而居，也泾渭分明。2。

另一处祭祀场在今河南科技大学的林业职业学院内，有两座残留灰烬的燎祭坑和37座埋牲祭坑，多数坑内有完整的马或牛或猪骨架，还有人和马、猪、牛、狗一起埋葬的。报告没有提供人祭数量，从照片看，可能每座坑内不超过一人。21目前尚未公布更详细的发掘报告，从人和牲畜混合祭祀的做法来看，与殷墟刘家庄北制陶聚落相似，但肢解分尸的现象已经比刘家庄北少。

这些“殷顽民”的人祭行为难免会引起成王和周公的注意，根据周公的“政治正确”原则，这些事情很难被文献记录。为此，周公叔侄需要发明一套新语汇。

这是年轻的成王首次需要面对的困难。